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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用】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  

2011-10-03 12:15:4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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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  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- 朱大可 - 朱大可的博客

 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朱大可:向 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微博公民致敬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

 

   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

  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

 

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 

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 

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

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

 

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

 

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

 

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

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

 

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

 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

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

 

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

 

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 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精英、大众与分众

 

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

 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

 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

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

 

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

 

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 

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 

 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

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 微博与文化批评 

 

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

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

 

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 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世纪的文化奇迹。

 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

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

 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

 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

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——青年时报专访 纸质媒介衰落,影像时代到来,世人不禁发出“文学已死”的哀鸣。而转型中的中国,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、蔚为大观。两年前,微博横空出世,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,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“生动”。近日,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、文化、微博等话题,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。 文学与文化批评 您本科学的是中文,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,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? 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:文学衰退之后,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;相反,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,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。当然,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,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,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,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,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,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。 1985年后,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。因“丰饶的含混性”,而散发出“异端”气息。的确,诗性的批评话语,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。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,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、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? 没有削足适履之痛,只有庖丁解牛之快。感性或诗性的句式,这是最外层的包装,你应该注意到的,是内在的理性。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。文化批评的本性,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,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,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。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。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,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。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。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 您曾提及,在中国,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。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? 文学的过度神圣化,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,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,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,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,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。在互联网-平板电脑-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,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,有人称作“类型小说”,而我称之为“类文学读物”,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,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,充分运用悬念,巧妙掌握阅读节奏,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,如此等等。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,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,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,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。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。 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,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,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(如以咖啡馆、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)。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,这一既非众星捧月、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? 小众化或微众化,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。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,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,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,舒适地加入到“自己人”的团体中去。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,民间文学的生态,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,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。 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,您对身处“象牙塔”、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? 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。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,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。  

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

 

(本专访原题为《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 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

 

   

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。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“狂欢”作何感想? 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。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,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,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,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。鲁迅小说《药》所描写的,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。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,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,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。但另一方面,微博公民关于正义、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,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,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,却很容易遭人混淆。 7·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,您在微博中写道“更‘壮观’的事故,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”。一语成谶的背后,作为文化批评学者,对于公共事务、政治生态,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?(有关微博的三个问题也请重点谈,专访标题很可能从最后一个问题得出) 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,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,那些“边际”话题,像毒食、高铁和税政,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,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,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。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。微博的好处,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,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。在微博上,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,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,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,以涓滴之势,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。 (本专访原题为《朱大可:微博上,我是普通公民》,发表时因篇幅原因,编辑有所删改,本博发布的是删改前的原文) 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 特约记者:翁一 于海燕 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 插图:作者不详 杰夫上传并管理

朱大可:向微博公民致敬 - 朱大可 - 朱大可的博客

     精英、大众与分众 当下,“听众”批量跃进为“说客”之际,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,继而沦为“无力的批判”。您一直试图保持“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”,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。 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,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,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。在大众和精英(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)发生冲突时,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。这是我说的“游动”的部分意思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,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,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。 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,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,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。新世纪后,东北二人转,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,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。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“大一统”,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,对此您如何看待?请重点谈) 文艺大众化,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,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。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,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。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。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,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,就会迅速丧失活力,走向粗鄙和媚俗。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,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。早新文化运动期间,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,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,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、伦理和政治的基线。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,公众的美学趣味,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。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。 与“大众”相对应的是“小众” 、“分众”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、个体权利的伸张。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,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,其代表作《正确死亡指南》直指现实。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?(请重点谈,邵夷贝的《正确死亡指南》为针对723事故所做) 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,在西方是很大众的,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。但像周云蓬、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,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。他们不能成为“刀郎”,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。在他们的吟唱中,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。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。 微博与文化批评 微博引入中国,已逾两年。它似乎非常符合您“精神型器物”的描述:日用功能之外,表达出更多的欲望。作为舶来品,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,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。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? 微博出现,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,这两个事件的相交,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,削弱其社交功能,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。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,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:第一,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,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;第二,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,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;第三,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,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。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,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,它的存活,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。 您曾在《流氓的盛宴》一书中论述了“佯傻”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:对不公正与非正义,以装聋作哑为职责。微博引发的“广场效应”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,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“痴傻”转型为“亢奋”,逢重

本访谈发表于《青年时报》

特约记者:翁一  于海燕

题图:中产青年的自由,作者:David Goodman

插图:作者不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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